政治空间与现代广场历史上，新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，往往大规模制作或重修昔日的政治空间。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，新政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，颁布新法律之外，还制作了崭新的广场、修建物和纪念碑，宣示新的共和理想，以别于传统皇权。

法国史家奥珠(Mona Ozouf)认为这种政治空间的重整，既象征法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，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理念。苏联十月革命后，列宁在1918年4月发表《纪念碑宣传法律》，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，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城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新英雄纪念碑，包罗马克思（Marx）、恩格斯（Engels）、马拉(Marat)和傅立叶(Fourier)等人的像，以表彰已往这些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伟人，也为两座都会缔造新的政治空间。同样，中共取得政权后，除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外，也致力在全国各地建设新的政治空间。

在重建北京城的计划之中，最重要的工程之一是扩建天安门广场，把原有的宫廷广场扩大，竖立纪念碑和制作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修建物等。1949年1月31日，中国共产党宣布宁静解放北平，2月3日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入城仪式，2月中旬，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，天安门四周的海报口号中泛起了“新红场”的字样。

同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。当天，中国民主开国会的黄炎培甚为感慨，写了一首《天安门歌》，其中也将天安门称作新“红场”。中共开国前后，把天安门比喻为莫斯科红场的说法相当盛行。作为宣布新中国降生的地方，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，而今后新政府的重要事情之一即是建设一个新首都，扩建天安门广场则是新首都计划的主要工程。

新中国的向导人是否把天安门广场改建成像莫斯科红场一样呢？现在巨型的天安门广场是如何制作的？它的扩建模式如何受到苏联的影响？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目的是什么？广场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？中共革命以农民运动起家。1945年抗日战争竣事后，国共冲突激增引致海内形势急转直下。此时，中共亦开始部署夺取都会的计划，但究竟如何管治都会，共产党毫无履历，向导人也认可感应手足无措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厥后的北京市长彭真说：“夺取都会与掌管都会，从乡村转变到都会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。

” 北京成为新首都后，已不但是管治都会的问题，还牵涉到建设新首都的政治意义。新政府要建设新首都，首先要解决两个焦点的计划问题：一是新政权的行政中心应设在那里，二是天安门广场的职位问题。这两个问题看似差别，但实质上是互为关联的。

中共重视建设新首都，可从1949年5月22日建立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——“都委会”看出来。都委会的建立是北京历史上一件大事，当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出席建立大会的包罗：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、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、修建师及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。

都委会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主任委员，曹言行为副主任委员，梁思成为常务委员。建立大会讨论了一连串有关生长北平的计划，决议之一是“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修建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”。

这个决议厥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。梁思成除了熟习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修建学之外，对古修建也有浓重的兴趣，力倡掩护文物。梁特别浏览古都北京的修建群，认为北京城是“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”，以“故宫为内城焦点，也是全城结构重心，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。

但领悟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。一根长达八公里，全世界最长，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”。梁氏盛赞北京城是“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”。

能够设计首都的新市区，是梁思成的一个梦想，但也给他招来不少品评。社会主义的新政治中心都应该建在那边呢？梁思成力主要掩护旧都，建议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城。梁思成是学修建的，不是都会计划专家，故找来曾在英国学习都会设计，与他看法相近的陈占祥来帮助。

在1950年2月梁、陈合写了著名的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》（即《梁陈方案》）。两人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，“许多昔日的修建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”，不能破坏，而且新的行政机构需要较大的制作面积，未来还要有生长的余地，在旧城内基础找不到足够和合适的地方扩建。再者，在旧城建新的行政中心，需要拆除大量衡宇及迁徙无数住民（凭据梁、陈预计，“约需拆除衡宇十三万余间，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”）。

梁、陈力主在西郊月坛以西、公主坟以东之间的一大片农地，制作中央新的行政中心。诚然，梁思成和陈占祥并不是最先提出在北京西郊建设新市区的人。早在1938年，占领北平的日本军队在思量到要多建工厂，安置逐渐增加的日本移民和掩护占领区内日人的宁静时，已经提出要在北平西郊制作新市区的构想，包罗另建门路（兴亚大路）、机场、大广场及神社等。

梁、陈的建议，显然受到这个日本计划的影响。不外，梁陈方案虽然在所在的选择上与日本方案相似，但起码有两点本质上的差别。

日本人的新市区以经济和军事思量为主，梁陈方案则以文化及行政方面为主导。更重要的，梁陈是希望掩护古老的修建文物，而日本人则是为了有利于其殖民统治，这和日本人在1930年月侵占东北时改建长春（易名“新京”）的目的完全相同。

但当梁思成和陈占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新方案时，却遭到各方面的品评。第一类品评来自专业界。其时搞都会计划的专家，对于应该在那边建设新的行政区，意见纷纭。

在北京市建设局任职、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朱兆雪和留学日本的修建师赵冬日于1950年4月提出《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》的方案（即俗称的“朱赵方案”），认为北京旧城“具有无比雄壮漂亮的规模与近代文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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